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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
重视发展公益组织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江苏省政协委员 爱德基金会秘书长 丘仲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贯彻“五个统筹”的发展新思想。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同步发展，使更广泛的人群分享改革的成果，推动改革从经济的增长步入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新阶段。
一、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而由此带来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也日益突显。目前，我国的发展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转型期，根据国际发展的历史经验，这时往往是产业结构急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和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挑战的时期，是充满机遇而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
在社会出现新的社会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借鉴一切成功经验，顺势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特别是社会公益事业，缩小各种社会差距，调节各阶层利益，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创造有利条件，用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和新的社会团结，来凝聚人心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发展。
二、公益组织是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载体
在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各类公益组织通过自身运作的社会机制，与政府运作的国家机制和企业运作的市场机制协同工作，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公益组织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这首先体现在公益组织的价值取向上。它们并非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一般是以实现某种社会利益或提供公共服务为其核心理念。因此，它们在教育、卫生、扶贫、环保等社会事业中往往更具奉献精神。
正因为公益组织目标明确，通过长期运作，它们在特定的社会事务领域更富专业性，也对特定人群的需求更为敏感。因此，它们既可及时推动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同时又可有效地辅助政府提供各项公共服务，满足民众多层次的需求。
从现实意义考量，公益组织不但可以充分动员社会资源，协助政府解决各类社会问题，而且还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这在其他国家是有例可循的。例如，在美国，就业于各类社会组织的人数占全国非农劳动力人口的8%，这一比例在荷兰更高达13%。
总之，一个和谐的社会，源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个部门的分工协作，这一观点目前已为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同。公益组织正是通过与政府、企业的协调运作，及时满足不同群体的合理需要，化解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各类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成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载体。
在新的形势下，若政府继续对社会事务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不仅需增加大量额外的财政支出，更极有可能因事务的繁杂而顾此失彼，延缓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最有效的做法是，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将群众性、公益性及服务性的微观社会职能从传统的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营造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从而全面提升政府的行政能力。正如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始于政府职能在经济管理领域的转变，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全面发展也必将始于政府职能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转变。
三、发展公益组织的建议
公益组织正以其独特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这无疑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而社会事业尤其是公益事业的发达程度应该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对以“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江苏省而言，重视发展公益组织具有更现实和更重大的意义。
然而，与其它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我省公益组织的发展仍显滞后。不过，这也说明，我们仍有极大的空间，只要认识清楚、方向明确，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快、更好。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可能的情况下出台一些地方性法规，在机制上鼓励个人和企业的公益捐赠，并为公益组织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目前内资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捐赠远低于外资与合资企业，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我国对不同性质企业的捐赠执行不同的免税政策有重要关系。内资企业如能够与外资或合资企业享受同等的捐赠免税待遇，无疑将大大推动内资企业对我国公益事业的捐赠。这方面有许多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第二，以市场化为原则，积极培育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政府在给予这些组织政策扶持时，可考虑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其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政府对其投入资金的公益事业，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最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担具体实施工作，并对它们进行跟踪管理。这样既可培育一批机构健全、运转规范、具有示范作用的社会公益组织，又有利于它们更多地参与各类社会事务，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这方面，上海已提出要探索民间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的途径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形式，发挥城乡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功能。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和推动。
第三，政府要充分履行对公益组织的监管职责，确保其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首先应加强引导，如对其领导者进行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培训，以此带动这些组织建立健全自律机制，提高公信力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在对这些组织实施登记管理的同时需加强动态管理，及时纠正违规现象，坚决取缔非法组织，促使其沿着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在重大政策出台前后，政府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通过它们向民众更明确地传达各项意图，同时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这样不仅会使政策的贯彻更为顺畅，而且能及时得到社会的反馈，从而及时作出调整。这往往是将社会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避免其激化的重要途径。
第五，大力倡导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弘扬公益精神。1998年长江水灾、2002年非典疫情和最近的印度洋海啸都表明大力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性，为我们唤起公益意识、号召公众参与公益事业提供了契机。同时，媒体也应对公益组织在公益事业领域所做的工作多予报道，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公益氛围，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鼓励更多民众参与到这项造福全民的事业中来，从而推动我省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实践与研究都已表明，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组织在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谁最充分意识到这一趋势，谁将在新世纪的竞争中占尽先机。因此，我省应积极把握目前的大好时机，重视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益组织，力争尽早建立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维互动的良性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成为全国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