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地貌，同样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灵。
  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当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被评为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首善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立即做出去现场救灾的决定，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
  陈光标的当机立断揭开了此次民间力量大集结的序幕，也向我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民间力量有着怎样的成长。回顾此次地震发生后的种种，从灾民自救到公民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陈光标与其他无数救援者殊途同归地向政府、向全世界展示了民间社会在化解危机时具有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自觉与力量。
  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民间社会的成长，在于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民间是个好东西”，意识到一个自发自为、自由自我的民间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永葆创造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谋取进步，并在关键时候化解危机的力量之源。
  历史一次次证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三十年，是重新发现社会的三十年。中国改革的破土即是发端于民间。
  民间永远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生活的最深处。此次民间救灾力量的异军突起，再次证明了民间力量对于社会的黏合作用，对于社会创伤的修复作用。显而易见，民间是个好东西决非徒托空言。
  但即便如此，仍有某些地方政府对民间力量颇多疑虑，甚至断言部分志愿者客观上给灾区“添乱”。不可否认，在志愿者工作与地方政府工作的衔接问题上，确实谈不上尽善尽美，但这正是需要改善的地方。即中国民间力量的自我组织需要政治与政策上的扶持，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为民间社会的专业化、组织化发展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