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搭乘的7路车七弯八绕、有惊无险地穿过一条羊肠小巷，颠颠簸簸地最终靠站后，我忙不迭地跳下了车，耳朵和身体也顿时获得了解放。公车呼啸而去，车轱轳碾着路面扬起阵阵灰尘，复又落在地上，日复一日如此。路边一排小店许是长期受着灰尘的气，漆黑又落寞，显得无精打采——这里，似乎与我所熟悉的城市，并不是同一个地方。然而，它的确身处这城市一隅。想到这些，心情不免有些沉重起来。

还好，我想去的那所外来工子弟学校不算难找，步行不一会儿，就看到校名。鲜红的大字粉在墙上，配土黄的墙，格外显眼。进门是一条10米左右的过道，两边的墙上刷着标语，“同一蓝天下”,似乎想提醒着来人这所学校的特殊性。校舍便矗立在过道的尽头，乍一瞥，我甚至有点小小的失望：没有泥地破棚，也没有旧椅烂桌，这里的教室虽不能与普通的小学教室相比，但至少也周正像样，干净整齐。然而，小操场上，那些衣衫稍有褴褛的小朋友提醒着我：这的确是一所外来工子弟学校。熟悉的运动进行曲在我耳畔响起，那些站得整整齐齐的小朋友正踏着方正的步伐，偶有一两个调皮的孩子转过身偷看我手中的相机镜头，也许只有此时，才能让人感受到那些孩子其实也与其他孩子一样，沐浴在同一片蓝天下。

学校的教务主任谢老师接待了我。他告诉我，即便是这干净的校舍，孩子们也只是从年初才刚刚享受到，原先他们是在一个“危楼”里上课。政府重视外来工子弟学校之后，在协调下，有一些办学条件比较简陋的学校便被拆并分流了，那些之前栖身于破屋漏瓦里的孩子们也被分到了条件较好的几个子弟学校。不过随之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谢老师说：“硬件改善了，可是对不少孩子来说，上学的路远了很多；学校的房租贵了，教师队伍不得不减员，一个老师兼数门课程的现象多了；拆并后学校的总体容量缩小了，有些学生入不了学，父母想想放在家里又不行，只能送回老家。”说到这里，谢老师叹了口气：“拿我们学校来说吧，现在初中部6个班，每个班都有60多人，可就这样，还是有很多分流过来的孩子，我们实在没能力接受，最后这些孩子就只好回农村。”

NGO之责：勇做先锋

随着政府的重视，接踵而来的便是企业的关注。听谢老师说，前两个月，南京一家知名企业也在该校设立了助学金，帮助学生减免学杂费。而学校现在的桌椅、电扇、多媒体、电脑以及音响等一系列设备，也全都受惠于政府和企业。这让我感到一种格外的欣慰，这种欣慰不仅仅是因为学校面貌的改善，更源自于对于NGO工作的坚定和信心——当初，当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对于城市人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群体的时候，当他们还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为生计而奔忙的时候，爱德就已经对他们展开了关注,当初对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捐赠，虽然相比如今政府和企业对它们的大手笔，已显单薄，但是爱德所投入的这种关注，有别于政府干预后的政策改变，有别于媒体介入后的社会效应，起到的是独特的引导和先锋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对爱德、对所有的NGO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在和谢老师的交谈中，还显现出这样一个问题：关于企业或者单位奖学金的发放。谢老师告诉我，爱德在学校设立的贫困奖学金要求是直接发送到学生手中，而之后南京那所知名企业所发放的奖学金则是委托学校代为保管，其后家长通过凭证，前来签字后直接充作受助学生的学费。粗看这两种做法似乎前一种更为直接明了，然而谢老师的一言点醒了我：“发到学生手中的钱终是交给家长，但是那些家长经常是拿了钱去救急做了别的用场，往往到了该交钱的时候，孩子的学费还是交不上。而企业助学金虽是学校代保管，但是有卡有证，家长来签了字，直接充到学费中。”我一边记下了这一亟待改进的关键点，一边也感到：不管是企业，政府还是NGO，如果在操作上的规范一直能像这般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于受助方来说，无疑是可喜之事。

老师们的愿：让学校离孩子更近些

交谈被下课铃声打断了，安静的办公室很快热闹起来，挤满了语数外各科老师。老师们很和善，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微笑着搓搓手，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另一位长发的英语老师安静地坐在凳子上，她额头上的创可贴显然是小孩子们淘气的结果。和他们的聊天从学校的需求开始。

语文老师抱怨说教育局捐助的一间多媒体教室因为有太多班级，不知道如何合理分配，只好先空着；数学老师抱怨说孩子们都对电脑感兴趣，学校的电脑还是太少，还说用投影仪演示运算方法更加形象、易记；音乐老师抱怨说孩子们上音乐课都没有个像样的录音机；英语老师提出如果能有个可以移动的小黑板或小白板可以挂上放大的单词彩色图片就好了，班里都没有英汉字典，英语听力磁带也缺……他们的热烈反应也让我一下子热了起来，笔头不停地动，笔下的字已经潦草到难以辨认，生怕漏了什么。

这些老师大部分都是推究教师，也有少数年轻老师，他们每月领着仅比市最低工资多几十元的薪水，却能如此热心尽责，甚至为了学生自掏腰包买用品，实属不易。他们告诉我，有时候即使他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却仍然不得不面对种种失望的结果，这令他们很无奈。“子弟学校最大的问题在于‘不齐’”，一位老师这么说道：“同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家庭背景良莠不齐，学生人数流动不齐。这是因为外来务工者的流动性太强，一段时间工钱不好挣，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过了一段时间日子转好，又把孩子接回来。这么一来二去，孩子的成绩往往跟不上。”谢老师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常常一年课上下来，班里只有15%是原来的学生。虽然政府实行9年义务减免学费政策，但在这里却很难用上，“减免的前提是五证齐全”，写老师掰着手指数着，“务工证、暂住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准生证。能凑齐这五证的能有几个人？凑不齐，只好孩子跟着吃苦头。”

[后记]

等我结束这半天的走访，走出校门时，已是太阳西斜，也到了放学时间。整个校园欢声笑语，热闹异常。有小朋友追逐打闹的，有三三两两牵手前行的。门口的家长自动围成个半圆，探头等着自家孩子的出现。也有零星的小贩们排开了棉花糖、炸肉串的小摊儿，等待着“小馋猫”们的光顾——如果没有门前那几个鲜红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大字的提醒，这些景象和普通的小学几乎如出一辙——毕竟，孩子们的纯真是一样的，家长们的期盼也是相同的。他们和普通的家庭拥有同一片蓝天。不同的是，他们却需要承担比普通家庭多的艰辛。当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个满面风霜的妈妈骑一辆破旧自行车，身前夹着妹妹，身后坐着哥哥从我身边驶过，我看着她猫着腰费力地蹬着车，两个孩子坐在车上笑嘻嘻的情景，解读出她那小小旧旧的自行车上担着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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