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大棚房，零星几张桌，寥寥几把椅，如果不是门前红底白字标示着“法律援助工作站”，谁也不会注意到在安德门有这么一个有些寒酸的地方。另外一边是外来农民工就业信息处，硕大的屏幕上正来回滚动着新的就业信息——安装工、砖瓦工、配菜学徒……不少都是包吃住、底薪千元。对于门外那些或站或躺或游荡的农民工来说，大屏幕上的招工信息是个巨大的诱惑，找到工作的念头高于一切——有没有保障、能不能拿到工钱、生病怎么办……难道还能顾得上这么多么？只有当受了坑、上了当，爱德协办的那个小小的法律援助站里，才会看得见带着茫然表情的外来工的身影，或许彼时，也只有法援站的那扇门向他们敞开。

王杰（音同），南京200万农民工大军中的一位，几年前与他的安徽老乡们一样，背井离乡，怀着多挣点钱好让父母妻儿过上好日子的理想，来到南京城里打工。其后的生活无需赘述，简单平凡的只需寥寥数字即可带过，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与几个小时的睡觉成了主旋律。直到一年前，他在晚上正常加班时被所在工厂的一位供应商殴打,致使背部受伤。虽然事后供应商曾向他赔付了一定钱款，可是王杰却仍觉得难以接受：一来背伤致使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从事体力活，而体力活却恰恰是大部分外来工的“铁饭碗”；二来因为这一事故，他丢了工作，这笔损失又由谁来承担呢？

王杰坐在援助站里，显得痛苦而无奈，一边诉说着遭遇，一边伴随着声声嗟叹。为了这件事，王杰恐怕也是受着很多的气。目前，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成为南京不少产业的重要力量,然而，他们的保障却并没有跟随他们的劳动进城。在经济上，他们仍与农村、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临时性、季节性、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报酬低廉的体力劳动,生活窘迫，同时缺乏各种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处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经常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以后，离开了亲人好友,却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在情感上无所依托,很容易产生种种心理不适。而他们的孩子也因此受到种种局限和不公，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品。

农民工问题——一揭再揭的城市伤疤

事实上，农民工问题这些年一直是社会的热点之一，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相关政策相继出台，但仍掩盖不了其复杂和艰巨的特性，也因此，它成了城市里好不了的伤疤。据安德门法律援助站的介绍，目前农民工前来寻求援助的案例大多集中在讨工资、工伤救助、人身伤害这几大问题，加上目前一直关注的农民工子弟在城市里的教育问题，可发现农民工问题的主要症结还是集中在社会、医疗保障和教育上。

农民工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依然广泛存在。一些用工单位不仅剥夺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等各项劳动保险权益，而且不签劳动合同，常强制加班，延长劳动时间，以各种理由拖欠、克扣工资和奖金，对农民工工伤置之不理的情况也多有发生。而即便是签了合同，农民工却不得不面对“同工不同酬”的困境：同单位、同工种、同工作量，“城市工”的报酬往往比农民工高数倍，许多农民工连最低工资也拿不到。

生活基本来源得不到保障的农民工在其他方面就更显得弱势：社会保险覆盖率不高，以参加养老保险为主。为农民工提供养老、医疗等保障，不仅是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然而，社会保险在农民工中的覆盖面是狭窄的，险种覆盖也不全面，这就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看病、养老等问题。加上长期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也得不到技能和文化上的系统培训，农民工很难在自身素质和文化修养上获得提高，并日积月累堆积成社会问题。

不过，在强调政府与社会需要更关注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之外，农民工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不少农民工不愿受劳动合同约束，劳动合同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来自国家相关调查显示，全国79.3%的外出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些农民工由于担心受到约束等原因自己不想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这是由于农民工比较看重短期利益所致。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所以他们更关心的是哪里的工钱给的多，至于是否有保障，则并不是他们的第一要着。即便是不需要农民工缴费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没有得到农民工的重视。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部分农民工因不想受到约束，担心影响自己转换工作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讲，一些保障有如一把"双刃剑"，虽是保障，但也是一种束缚或经济负担。

除此之外，农民工子女也成为社会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由于农民工外出就业，他们的子女教育便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一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不得不缴纳一定金额的借读费，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父母流动性较高，其子女不得不成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连续性成了很大问题；如果留在老家，则不得不与父母长年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父母在子女成长中长期缺位，无法实现持续的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

焦点——何日摆脱“农民工”的称号？

由此可见，要改变农民工的现状，并非颁布几个法令或者多一些法律援助那么简单，对于日益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对于正在推进的农民工融城的趋势，如果不加快政策导向的力度，不加大有关政策的实施，不注重对农民工的管理和佑导，是不足以改善目前局面的。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生活水平低的特征，户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都是当务之急。例如针对那些流动性强的农民工，首先要建立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农民工就业的各项劳动权益。同时扩大他们的各种保障项目范围，以保证他们在遭遇工伤或者医疗事故时，能够有所依托。此外，也可建立针对流动人口的各项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公共财政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重视和发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项目的作用。

农民工一旦陷入“低技能——低收入”的循环，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怪圈，靠农民工一己之力，恐怕很难挣脱这个怪圈。事实上，农民工这个称号，已充分显出他们尴尬而低下的社会地位。为此，加强对农民工的引导和教育，增强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加快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也显得尤为重要。加大教育投入还应包括把农民工的子女也纳入城市义务教育的发展规划中。只希望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价值,而不愿意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服务,这是极不公平、极不负责的做法。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不是农民工本身造成的,而是城市没有把农民工子女纳入教育发展规划造成的，好在这一问题如今正在逐步改善中，据悉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奖被纳入流入地政府的公共财政保障。

提高农民工素质的治本之策在于做好农村的义务教育工作。而从根本上说，要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不仅需要社会的关注，更需要国家从法律、制度上给予保证；这是迫切免领的一场改变，更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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